之一一零 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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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分科举才也。他甚至预言在未来全国可以同时出现多个状元,如儒经状元、武学状元、物理状元、数学状元、刑名状元等等。
这些新举子、新进士中举以后量才录用,分派到各个系统观政考察,“尤其工部系统需通物理、工虞、数学、地理诸术,户部系统需通数学、商学诸术,刑部系统需通刑名,兵部系统需通兵法、武艺。”以锻炼其入仕的能力。
高拱看到这里,手已经颤抖起来,再继续看下去,只见李彦直讨论的第二件事情,却是有关朱明皇朝的“祖宗家法”。
朱明皇朝不合时宜的祖宗家法甚多,如保护皇室的规矩,如宗人府的规矩,如限制人口流动的规矩,如压制商人的规矩等等,这十几年来在开明派的冲击之下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但旧法虽然现实中已不实行,王侯势力亦已凋零,但作为“祖宗成法”却仍顽固地存在于《大明律》与各处乡约之中,朱元璋与历代皇帝的口头训示至今也还具有法律效力,而新现象与新力量虽已产生,却无明文加以保护。
李彦直因此建议,对这些不合时宜的陈旧规矩都应该召开廷议,一并革除,同时确立起新的规矩来,形成明文,铭刻于鼎器之上,以因应种种新的形势。
高拱读到此处,汗流浃背,心道:“李哲真是要变天了!真是要变天了!若是如此施为,怕是比王莽、王安石更加的祸乱天下!”他虽然也赞成改革,但他的改革只是要微调,并不是要做出如此彻底的革命!
然而再读下去,他才发现最厉害的还在后头!
李彦直讲的“第三事”,竟是要改革当前的官制!而且他要改的还不是细微末节,而是三个最敏感的重症所在:
第一是要改革财权的审计制度,即引入新的统计方法,对全国财政与土地进行一轮新的梳理;
第二是改革司法,要把地方上的政务权与司法权分离开来,在县令之外另设法官,专管一县之法务;
第三条改革内容则是涉及到中央内阁的成员的遴选,原来明朝的内阁制度虽然已行百年之久,却仍是约定俗成形成的官场“潜规则”,内阁大学士在名份上仍然只是皇帝的秘书而已,部分人能够权倾朝野全靠权谋,自蒙古南侵以来,内阁的权力大到无以复加,但也没有明确的成文法确保其地位,李彦直认为天下要想长治久安,就得形成内阁首辅新的、成文的任命制度、任命限期和监督体系,并建议将如何监督大学士也提上议事日程。
这封书信读完后竟渗满了高拱的汗水,其实李彦直所提议的这些变革,在民间——尤其是东南沿海已有相当的现实积累。
比如“科举改革条”,自开海以来,东南的学术便蓬勃发展,对各种新学在开明士子中都十分风行,只是因不列入科举条目,研究这些学问的新秀们不免被老学究们批评为“不务正业”。
又比如财权审计与县级政务法务分立,在大明的新疆土如大员、南洋等地,市舶司总署所在的上海,都已经在实行了。
大明的制度与立法远远赶不上现实的变化,即便如徐阶、高拱等顶级官僚,对这些已经产生的变革也讳莫高深,中央官员对李彦直影响下东南的政务变化、财权变化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是做,不敢说,以免触动整个大明的立国根基。
至于内阁成员的遴选,首辅大臣的去就,更是因循着“规矩”,而不敢明确地提出要将这些官场现状变成明文法实行起来。这两任的首辅徐阶、高拱架空了皇帝,在许多士大夫心中仍然是一种“变态”而非“常态”,皇帝在成文体制上和士民的心里仍然是权力的最高象征,人心既存此念,则只要一起变化,朱明皇帝的权力随时都会复辟,而且一定会来得猛烈非常!
但李彦直这时却要戳破这层窗户纸!要告诉全天下首辅执掌国政乃是“常态”,而非“变态”,这便几乎要在义理上推翻朱明皇朝的合法性了。
高拱读罢此信,竟然产生了要赶紧将此信烧掉的冲动,但他还是忍了下来,对于李彦直的提议,他心中充满了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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