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节 边派出使者，一边向陛下详细说明现在的情况，然后咱们再造些舆论，属下想在如此局面上，江南想偏安的人的心思肯定又起来了，这样兴许能在他们的内部制造些矛盾，影响他们现在万众一心，一致求战的心态。”

    “你说得对，许汉青和光复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可要是江南百姓有了偏安心态，对他们的支持便会减弱，这也由不得他不加考虑，怎么也得费神安定或引导。”伯颜赞同地答道。

    “垂相，属下看您手下的幕僚许敬宗就挺合适去当使者，平常的时候看他旁征博引，雄辩滔滔，而且他的家人都在大都，谅他也不敢有什么别的心思。”格日勒坏笑着说道。

    “论谋略、文采，许敬宗都是人中翘楚，况且他的眼里只有功名富贵，他们这些儒生一向只歌颂王猛乃一代名相，却不以他为异族的前秦效力为耻，倒是个不错的人选。”伯颜点头微笑道，但心头却掠过一丝鄙夷。

    格日勒虽然打心里瞧不起这些软骨头，但也知道这样耍嘴皮子的事也只有这些儒生能干“垂相，是否应该把军队向后撤一下，形成一个缓冲地带，光复军如来偷袭，我们也好早发觉，早准备。而且大军压境，也不利于从内部造成残宋的和战纷争。”

    “不错，你说得很有道理。”伯颜赞同道“大军后退，留下小部人马监视，再建些烽火台，及时告警。”

    忽必烈从潜邸招士开始，便招揽了一大批所谓的名士大儒，讲论治道，被在战火中处境恶劣的儒生们赞颂为“爱民之誉，好贤之名”而传遍天下，更加夸张的是，为了能让忽必烈以儒学安天下、治天下，一批厚颜无耻的大学问家竟然觐见忽必烈，恳请他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而忽必烈这个鞑子竟然接受，真让人觉得可笑。

    在蒙古人当中，伯颜是学习忽必烈的虚伪狠毒最全面的一位，他对汉家诸学涉猎很广，也是达到境界最高的。不领兵在外的时候，他的府邸内几乎是日日高朋满座，光吃闲饭的幕僚、门客就养了一千多人。很多归顺的北元的大儒们都认为伯颜有昔日信陵遗风，愿意与他交往。而实际上，与伯颜交往更是出仕的一条捷径。

    古代汉族人曾经是世界最强悍的民族。先秦史是汉族的青春史。翻开司马迁的史记，有记载叛徒的篇章吗？据统计，在汉朝时，一个汉兵可以顶五个匈奴人。到了宋朝，情况颠倒过来，一个金兵可以抵十个宋兵。到了明朝，一个清兵恐怕可以抵一百个汉兵了。至清末，甲申年几乎和满清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英国的几千人远征军，绕过大半个地球来打中国，清朝有常备军百万，竟被打得叫饶。

    把这些都归咎于儒家文化对国人的熏陶，可能有些偏激，但儒家的责任却是不可推卸的。

    总起来看，中华文明是一种失败的文明，五千年里，这一民族已经在思想、性格以及体质上弱化。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人民一旦成为君子，便不愿打仗了。君子成了贪生怕死的代名词。由此可以看出儒家文化的缺陷，因为儒家并没有给出对抗野蛮、自私、贪婪和武力的答案。儒家所给人们的全是自我修养、自我克制和骄傲的阿q精神。儒学是心灵的一副安慰剂，鲁迅先生曾经寻找过阿q精神的来源，其实来源就在于儒学思想。

    击败忽力格后，光复军取消了向襄阳的佯动，坐船顺流而下，三日后，突然袭击了长江下游的重镇泰州，凯旋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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