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大毛说离开就离开，他一去北京，就四年没有再来武汉。

    大毛去了北京之后，很快就给我们来了信。信是写给我们班全体同学的。大毛对北京和他校园的溢美之词充满了几页信纸，俨然是一个从旧社会突然步入了新社会的翻身农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学给他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回信。柳思思因为没有单独收到大毛给她的来信而倍感沮丧。大家就开她的玩笑说：你算了吧，人家是首都的人，你是外省乡下人，没有共同语言的。

    柳思思柳眉倒竖，双手叉腰说：放屁。我们走着瞧！

    后来，大毛给我的来信和寄给我的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先拆开看过后又用米饭粘上了。这种举动又惊醒了我内心的悸痛。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我看见红卫兵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我当时心里就难受得什么似的。从此我就绝对不再写信与人。我也绝对不再写日记。我把用米饭粘上的信封寄给了大毛，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大毛也就不再给我来信了。几个暑假，大毛都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邀请大家去避暑胜地旅行。很多同学组织起来，大家咋咋呼呼地讨论怎么个去法。柳思思是最积极的。我没有参加，在熟人越多的地方，我总是越感无聊。

    无聊感经常导致我—无所获。所以，我就和两三个与我谈得来的女同学一块儿旅行去了。

    1979年的暑假，我们几个人坐火车去烟台。在从青岛至烟台的蓝村换车的时候，我听见大毛的声音在惊喜地叫唤我的名字。原来他在一辆方向与我相反的火车里。火车在行进着，声音响了好一会儿，大毛的脸才从车窗里伸了出来。我朝那张长了胡子的脸兴奋地“氨了一声，那张脸就模糊了，很快就变成一个没有表情的黑点，侧挂在火车的车窗上。

    在我毕业的那个暑假前夕，大毛给我挂来了长途电话。不知大毛是用什么方式说服了传达室的老头、他居然同意在晚上九点钟的夜色里蹒跚地摸到我们宿舍来叫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电话还只是被用来传达紧急消息。我一听有我的电话，全身就紧张了起来。我如箭一般地冲下楼，只用了两分半钟就赶到了校门口的传达室。可是电话的话筒不知道已经被谁挂在了机座上。我还是拿起话筒听了好一会儿。第二天晚上，大毛又来了电话。我跑到传达室门口，透过锁着的纱门，看见黑色的话筒孤零零地被撇在油漆斑驳的桌子上。我衷心地希望传达室老头身体健康，脚步能够迈得更快一些。

    可他还是在我等待了六分钟之后才来给我开锁。我拿起话筒，话筒里果然已经是一片忙音。我不知道大毛有什么事情？或者说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居然使用了电话！第三天晚饭之后，我就去邮局挂长途电话去了。我找了几个邮局，都说不能挂长途，要到专门的电讯营业所才有该项业务。我转了几次公共汽车，总算找到了挂长途电话的地方。我在一张单子上填写了大毛的学校地址和他宿舍的号码，营业员递出来一张被无数的手指摸得油腻腻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号码。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营业员叫号的声音总是兀然地响起，令我在瞬间遭遇一次希望与失望。她叫的号码总是与我的小纸片上的号码不符。夜已渐深，我担心回校太晚，学校关门。可是我又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实在不忍放弃已经付出的等待。后来，待到营业员叫到我的号码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一再地确认了自己的号码才急促地跑进电话间。

    我说：喂！

    对方也盲目地用一种飘忽的高声说：喂喂！

    这不是大毛的声音。这是大毛他们学校的传达室。传达室也要在证实了我传呼谁之后再去叫谁。

    他们的传达可能比我们的年轻，走路比较快。我听见一个有力的脚步来了，我的心提了起来，接着还是那个盲目的声音，它简单地无情地对我说：他不在。

    电话就被挂断了。我回到学校的确是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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