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天下(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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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覆盖到全国的,明初无论在京还是地方卫所,都要轮班赴京御前试验,‘军士中者受赏。
不中者亦给钱六百文,为道里费’,至于军官就没这好运气了,手下军卒不达标到一定人数,自指挥使以下住俸降职,甚至面临发配的结局,‘在京卫所发广西南宁、柳州守御。
在外卫所,北方者发极南烟瘴地方,南方者发迤北极边卫分守御’,就是一省的最高军事长官都指挥使‘所试军士、四分以上不中者,住俸一年。
六分以上不中者,都指挥罢职’,在这样严格要求下,各地卫所肯定严抓训练考核,不敢放松。
(按:只罚官不罚兵,浓浓的朱元璋风格)明中期嘉靖年间军屯败坏,屯兵大量逃亡,失去供养的卫所战兵的战斗力大幅下降,但训练的老底子还在,迭阵法立阵迎敌,倭寇同样占不到便宜,‘今卫所之兵,所习者,不过迭阵法。
迭阵法者,兵之正者也。
今倭人跳梁轻捷,设伏用能为不败者,正兵也’,问题倭寇大多是散兵突袭,阵战所谓的拒马等等用不上,江南水网密布,稻田纵横,你想列阵也没处摆去,结果往往就是‘欲以正兵应之末有不溃败也’。
(《皇明经世文编(徐长谷文集)》)所谓名将,就是能够及时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唐顺之根据江南地形改良阵法,创立了五个人为单位的鸳鸯伍,戚继光又在此基础上设立了十二人为一队的鸳鸯阵应对倭寇,待北上之后,又重新调整编制,配备车营,同时编写兵书,传播自己的练兵之法,当然戚少保认为自己只是总结光大了前人的操练技术,并非创造,明军训练体系得以再次发展进步,并在之后的万历朝鲜战争中大放异彩。
时间推至明末,此时的大明帝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熟悉明军作战方式的后金兴起,攻城略地,屡战屡胜,但也不是说此时的明军就是一触即溃的花架子,即便全面溃败的萨尔浒之战里也不乏有潘宗颜这样的亮点存在,明军失利后依然能‘即退至前夜驻军之壕内,列四方阵,营周围掘壕三层,壕外密布骑兵一层,前列枪炮一排,其马兵后之壕沟外,列三排重枪炮,枪炮手皆下马坐待。
其三道壕内,众军皆下马整队以待’(《满文老档》,天命四年三月),算得上有板有眼,颇有可取之处。
再之后无论是皮岛之战还是崇祯十三年的松锦大战,明军从将领到士兵战场表现和战斗意志也都可圈可点,与清军打得有来有往,互有胜败,清军赢得绝非一帆风顺,尽管清初史料讳败言胜,隐瞒伤亡,但从一些资料和满洲丁口变化中仍可窥一斑。
(《崇祯十三年辽东战守明档选》、《满文老档》)一场战役的胜败军队训练是重要因素,但一个王朝的火亡却不能全部归咎于兵事,大明传国二百余年,体制僵化,积重难返,再赶上天灾人祸,朝中忙于党争扯皮,练出再多的精兵良将和新式火器也只是给对手送菜,反观后金政权,既有在小冰河的气候条件下极力拓展生存空间的必要,奠定辽东胜局后已然攻守倒转,统治者尽管在内部争权斗争中手段血腥酷烈,但能快速有效整合一致对外,针对明军战术武器变化及时调整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占尽天时地利人和,明亡清兴,有其偶然,但清军能入主中原,马踏江南,也绝非全靠运气。
其实不光是明军,秦汉唐宋,两千年来中国自有一套军事操练体系,不断积累发展,从没断绝,相比同时期的欧洲,那才叫几乎没有军事操练。
“很稀,在15世纪末之前,很少有人提到有过这种形式的操练”(MchelPrestwch《剑桥中世纪战争百科全书》),中世纪以来的军事规程中从来没有提到过集体操练这回事,直到15世纪晚期才有,是由勃艮第人开始的,要不是西西里十字弓手的出现,集体操练可能要推迟到11世纪。
(Rogers,Solders’Lves,68–69)直到文艺复兴,欧洲才重新捡起了古希腊的操练制度,纳入常规,于16世纪中期开始推行,并对此“操练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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