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 没这产品、任务却来了；那地方有这东西、却烂在当地不要。浪费吧？别急！还有更浪费的！

    京城里的供需更混乱，三司的大佬们都是口不言利、手不粘钱的“君子”，他们怎会去下市场调查呢？于是京城里急需的，往往运不上来。京城里积压的，倒源源不断涌了进来。长此以往，供需脱节，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荣了。

    针对于此，王安石的办法是给发运使增加权力。要让发运使有权力知道京城里需要什么、各地都出产什么，这样由他来决定到什么地方、用什么价钱、买什么东西，这就等同于国家开了个买办大公司，解决了以往供需脱节的问题，也让国家在买与卖间赚到了钱。

    而同时，王安石也完全没违背自己竞争宣言，没动官员、百姓们的半分税收，就让国家得到了实惠。在实际运作中为做到这一点，王安石选中了一合适人选——薛向。以前担任过开封府的度支判官、陕西转运副使，理财绝对是把好手。

    薛向上任后，以皇帝拨给发运司的500万贯内藏钱、300万石上供米为起动资金，把这国有买办公司办得风生水起。同时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们骂得体无完肤。

    第一轮攻击波在8月，就由刘琦、钱顗等御史发起。结果一个被贬监处州盐酒务、一个被贬监衢州盐税。

    之后出场的是苏轼、苏辙兄弟。苏轼的话真正说到了点子上，要明白其中奥妙，得先思考另一个问题：均输法出台前，京城的供需早已脱节，可为什么开封城还能保持住封建社会有史以来最巅峰的繁华呢？为什么？

    那就是大宋朝最为后人所向往的、截止英国工业革命之前，整个世界上最昌盛自由的东西——商业。它在汉人所创造的正朔朝代的版图最小的地域里，达到了让人无法想像的高度！像梦一样美丽繁华的汴梁城就是证据！

    但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荣、周边的流通。可另一方面也让金山银河从大宋国库旁边流走，跟国家不发生关系。

    联系到苏轼的话，就是“自均输法实行，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均输法要做的就是和商人们争利润，把商人们的利润收归国有。而商人们不敢动，就是均输法的成功。

    有人要说：这不是垄断吗？打击自由竞争？这是在走历史的回头路，把本己兴旺发达的宋代商业硬生生地扼杀！也对也不对。因自由竞争、垄断这样的名词是发生在现代社会里的，与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商业税。在宋朝，不管商业怎样发达，只是相对于其它朝代而言的。在主体上它仍是个农业社会。以农业税为准收缴的商业税，能和那些大商人赚取的利润相匹配吗？

    两苏之后，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发起了新一轮攻击波。范纯仁是个让人摸不透的人，一生总在变法、不变法之间飘来荡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这时他第一个跳出痛骂新法，而10多年后，他的表现恰好相反…

    这时他职务和他父亲当年一样，是知谏院。他的奏章再次重复君子小人论。在他看来，新党无事生非。所谓的富国之法，不外乎是向汉朝的小人桑弘羊学习，每天里像商鞅那样想着怎样赚钱，完全违背了孔孟等圣人教诲…

    12日。范纯仁被罢知谏院，贬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16日，苏辙被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出任河南府推官。

    还有冯京、谢景温、李常等人不断攻击均输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扰乱秩序。法术不正。不知所谓“秩序”是哪一条大宋律例所规定的？也不知正确法术是什么？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党们就是不正！

    对此神宗皇帝没什么好脸色，当着国家公务员，拿着赵家发的工资，却站在大商人那边说话，这世上还有天理吗？没别的，一个一个的驳斥、赶走，都一边凉快反省去！

    截止到这，还只是些小打小闹，均输法实行后，富弼、司马光、韩琦、文彦博等等久负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们都还没登场。也许他们还在观望、在思考…

    另一边，宋神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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