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1)节 寺院中的日子过得并不太平。由于中日尚在和谈，日军管理人员显然把我们每一个人当做了筹码。筹码虽然不会被屠杀，可是拳打脚踢和羞辱虐待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几十个人被分为一组睡在一间大屋里。日本人屋里没有床，大家就这么直接躺在大屋的地板上，每天只能以少得可怜的发霉大米和烂菜果腹。

    日本国内百姓对北洋水师的憎恨仇视已经深入骨髓，今日终于一战消灭了这个心腹大患，自然举国上下欣喜若狂。我们这些清军俘虏自然也就成为了当地人最好的欺辱对象。我们一群人经常被挂着「清国战俘」的木牌游街示众，被日本百姓围观羞辱。一些人受不了这样的耻辱在夜里悄悄自尽而死，另外一些人则想着逃走，结果也大多被当地百姓和看守抓住打死或者就此失踪。

    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燕儿成了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每个饥寒难熬的夜里，我都要把脖子上挂着的北燕玉佩紧紧地地攥在手里，想着还在天津等待我的燕儿的笑靥才能进入梦乡。如果没有这么一点念想，我也许根本熬不过那些黑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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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眼时间到了四月，我从看守手里的日本报纸上知道了中日双方已经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合约，中日双方战俘将被两国相互遣返。

    之后果然没过多久，日军的战俘就陆陆续续回到了日本。他们在日本被宣传成了宁死不屈的战争英雄，得到诸多嘉奖，很多都重新回到了军中服役。

    想到马上就能回国见到燕儿和父母，我的心中也喜不自胜。父母、燕儿、还有佟姐姐，知道我还活着吗，我失踪后父母和她们两个女子有没有哭泣喔？我心急如焚地等待着和亲人重逢的日子，就在这样的胡思乱想中时间悄然到了那年年底，我终于在福冈登船启程返回国内。

    为了体面些见到家人，尽管都身着破旧的衣物，我们一群中国人特意找日本船员借了剪刀，互相将彼此好几个月都没有打理过的头发胡子仔细梳理整齐。

    押送我们的轮船停靠天津大沽口的日子，漫天大雪。令我们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码头上迎接我们的并不是父母妻子温暖的拥抱，而是囚车。

    后来我才知道，甲午战败之后，朝野上下把战败的罪责全部推到了北洋舰队的头上。舰队上下所有人都成了战败的替罪羊。比如丁汝昌提督自杀殉国之后，依然被下令褫其职籍，没收家产。还侮辱性地将其棺柩加三道铜箍捆锁，涂上黑漆，以示戴罪，并不准其下葬。其他侥幸幸存的水师军官也自不必说。比如邱宝仁邱先生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坚守来远舰直到最后一刻，来舰沉没后他泅水上岸幸存，也依然落了个坐监半年后革职回乡的下场。

    而我们这些北洋舰队的战俘，在朝廷眼里就更不用说了，通通被认定为是「临阵脱逃，贪生怕死」的罪人。所以一下船，一行人就被驱押入囚车驱赶着送往了天津城外的监狱，等候按逃兵罪发落。

    生活有时就是这么无常，从万人敬仰的国之栋梁、海防精英沦落为命悬一线、人人唾弃的阶下囚，就是一年之间的事情而已。

    在天津狱中的日子过得很慢。从精神上来说，我甚至感觉比在日本被囚禁时还要痛苦。没有了国家的认同，在日本时幻想中和爱人重逢时温暖的拥抱也成为了泡影，我心中万念俱灰。年关刚过，冬雪开始融化时，一些被一同收押的人开始被陆续提走，之后再也没有回到牢房。没有人知道他们最后的下场，有传言说他们都已经被以临阵脱逃的罪名处斩，也有人说上面开恩将他们释放回家了。一时之间，我们一众被收押的人都是人心惶惶。就在我几度绝望地以为自己也将悄无声息地被处决死在这狱中时，我却意外接到了获准出狱的批准以及一封佟姐姐字迹娟秀的简短书信：

    「黄鲲吾弟，见字如面。

    前年夏末弟出海征战，黄海一役后杳无音信。

    家中之人记挂，日夜寻觅，终无所得，皆以为弟已不在世。

    冬去春来，前日姐姐从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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