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 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据来进行辩驳，并且，我们还发现，如果我们承认这些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无法解决犯罪的问题了。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一定要消除这种人间悲剧。我们知道犯罪是可悲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找到对付它的合适方式，而不能消极地熟视无睹，无助地说：“这是遗传在作怪，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无论是遗传还是环境，都不存在无法对抗的力量。从一个家庭、一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中，或许会有性格秉性都非常优秀的孩子，甚至会有一些称为罪犯到了而立之年居然洗心革面、重新开始的孩子。有时，出生清白的家庭也会出现罪犯，有时，罪犯世家中也会培养出优秀专家，这都无法解释。倘若犯罪但是遗传的结果，或者产生于某种特定的情境，就不会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了。可是，在我们看来，这确实不难理解。或许是因为环境变好后，对他们的要求减少了，他们的一些错误的生活方式也就没有了生存的土壤。或许，他们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他们可能年老力衰，腿脚不便，无法再做出出格的事情；再或者，由于骨骼已经僵硬，无法再飞檐走壁地去做梁上君子这样的事情。

    在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前，希望我们能够去除“罪犯都是疯子”这样的看法。即使罪犯中有一部分是精神病人，但是，这类犯罪却是带有特殊性的——他们是在完全不了解自身的情况下选择了错误的处理方式，并且他们也不觉得自己应该为罪行负责。所以，低智商者仅仅像是一件工具，我们不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这类犯罪上。那些在幕后操控的主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犯，他们为智力低下的人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让心潮澎湃的低智商者去实施计划，而自己却躲在一边看着他们冒着被惩罚的危险做恶行。一些经验丰富的罪犯煽动他人犯罪也是这样的情形，他们一般都早已计划好如何实施犯罪，再教唆年轻人去执行。

    现在，我们一起来回想一下当初所提到的巨大活动线：任何人，包括罪犯在内都是在这条线的范围内追寻梦想，追求稳固地位的。在不同个体的梦想或目标中，会有很多差异或者变化，作为罪犯，他们总会将个人并没有任何好处。社会需要各种能够互相合作的个体，他们互相依赖、互相协作。然而，罪犯身上一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社会目标。我们将在以后继续讨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假如我们想对一个罪犯有进一步的了解，就要发掘他在合作中所遭受的失败到了何种地步，以及失败的本质是什么。每个罪犯与人合作的能力都是不同的，有的好一些，有的则非常差。比如说，有些罪犯在潜意识中会限制自己只能犯那种小的罪过，而另外一些人则对自己毫无限制，最终犯下滔天大罪。即使是在罪犯中也有主谋和从犯之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罪犯的各种不同类型，还需要去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

    早在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清楚一个人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这说明个人典型的生活方式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不要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可以轻易地发生改变。人格是存在于生活方式之中的，如果想纠正一个人错误的行为，就必须要了解他在构建生活方式的时候究竟犯下了怎样的错误。因此，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罪犯在接受了无数次惩罚，被周围的人侮辱和蔑视，几乎被剥夺了社会生活的所有个人权利之后，依然不能控制自己，还会犯下相似的罪行呢？并非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困难迫使他们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当然，在面临经济危机和沉重的生存压力时，我们是会看到犯罪案件呈明显上升的趋势。调查研究也显示，物价上涨的幅度也决定了犯罪案件的增加幅度，二者一般是正比例关系。然而，这并不能够说明经济产生问题就一定会引起犯罪。这些只能说明人类的行为不是我行我素的，而是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比如说，一个人与人合作的程度是有极限的，在极限的范畴之外，人类就很难再与人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或许会排斥合作，走上犯罪的道路。在某些个案里，我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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