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节 儿才缓过劲来，说道：“明公如取上策，gui以为，可先择傅公、氾太守两事向外传播。”

    莘迩“哦”了一声，心道：“先择傅、氾两事？”旋即领会了张gui的意思。

    五件事如果一起推出，繁乱是一，且会显得刻意，所以不如慢慢地拿出来。

    而先取傅、氾二事，则是因为此两人名气大。

    既然博名，当然是事件中涉及的对方越出名越好。攀龙附凤，即此意也。

    听完了张gui的上策，莘迩踌躇心道：“我是个忠厚人，ga0这等自吹自擂的事情，实在羞惭。……要紧的是，我如何开口对老傅说呢？”

    担心傅乔会笑话他，脸面上挂不住。

    张gui见他沉y，大概猜出了他的犯难，说道：“傅公、氾太守两事中，傅公之事，其实对他也有益处。赠婢於友，风雅事也。gui以贱躯，冒昧敢请明公介荐，为公拜访傅公，述说此意。”

    莘迩大喜，痛快地应道：“好！”

    时下阀族当政，士人间的结交礼仪b前代更严，不仅只是需要有人介绍，并且地位不等的，即使有人介绍，往往其中一方也不会与之结交，话都不会接一句3。

    张gui与傅乔不认识，因此，他要去拜见傅乔的话，就需要有个同时认识他俩的人作个中间的介绍人；而又因他知道自己b傅乔的名声、地位远低，故此有“贱躯”、“冒昧”之语。

    莘迩当即写书一封，给予张gui。

    张gui接住收好。

    莘迩请他入榻，重拾话头，又问起了最关心的问题：“君现在可以说为‘与不为之’道了吧？”

    ——

    1，博闻强记：因为这个是当下士人与前代大不相同的风尚，与时代之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而如写入书中，未免影响阅读的流畅，所以在此章末作个小注。

    荀子《解蔽》中说“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哪怕博闻强识，如果不符合王制，一样会被鄙视，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文士的博学多才应该服务於儒家的政治。

    士人早先并不以博识为尚；博识之风，始於汉魏之际，兴於两晋南北朝。

    西汉的时候，儒家各派壁垒森严，讲究“家法”、“师法”，老师教的东西，一字不得改，不同学派间，攻讦如仇。这种情况下，莫说博识，儒经也学不了几本。因此当时的邹鲁民谚云：“遗子h金满籝（筐），不如一经”，一经就足取名禄了。

    到了东汉，古文经学兴起，较与今文（汉初老儒口述，用当时的隶书所记之儒家经典）经学，古文经学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学者们开始不再拘泥於前汉的“家法”、“师法”，儒家的各派渐渐融合。汉末的大儒郑玄便是学富五车，jg通今、古文诸家，自成一派。

    再到汉魏之际，海内纷乱，儒家的政治统治秩序遭到破坏，面对这种新问题、大变局，儒家的学说已经没法运用了，士人们急切地想要找到应对的办法，於是，就不仅再只是止步於融汇儒家各派，并且进一步地开阔视野，转向别处寻找新的治国、立身的理论和思想。

    先秦诸子之学由是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重新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儒、道之外，法家、刑名家、农家、兵家都很盛行，甚至山经海志、神异志怪之书也颇有市场。

    虽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难题，但这么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带起了尚博好奇之风。

    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大盛，早已然违背了荀子那句话的原则，博闻与王制已没了没什么主从的关系。王制的归王制，博闻的归博闻。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的志怪小说，即是此种风尚的一个表现，另一方面，这类小说又进一步地促进了士人对於博物的宗尚。

    简言之，士人博闻的风尚是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后才形成的。

    两晋南北朝之时，文人以博闻强记相尚的例子很多，记忆的典故越多，得到的名声就越大。

    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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