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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珠笑了笑,又道:“正是因为先前民怨四起,所以才要借着战争之故,多多渲染强调那北蛮有多讨厌、多烦人,说说他们屠戮了多少城池,而我大宋又有多少子民亡与敌手,让百姓们于此时团结一心,一致对外。攘外不必先安内,反倒还可以把咱们宋国里边的矛盾,转移到疆域之外呢。”

    她笑意渐收,温声絮絮说道:“再说了,若是募捐的话,咱们也不算是强收。百姓只会同仇敌忾,心甘情愿地掏腰包,才不会怨恨官家呢。”

    在封建制度下,人民无法得知他们被收取的税钱都用向了何处,是用在了妃嫔美人新得的胭脂水粉上,还是皇子公主新织就的华贵衣袍上,均无从得知。这就是为何在中国古代,即便是战争时期,统治者也不得不巧立名目来加收税钱的原因之一。而到了近现代的民主国家内,政府对人民负责,所以若是为了战争收税,大可以直接说明。

    若想动摇一个封建制度根深蒂固,连底下百姓都浑浑噩噩的国家,那么,仅仅是杀掉统治者,或是扶持几个思想开明的官员,都是远远不够的。自从知道了海外国家已经基本建立了民主制度后,流珠便希望借由他们的力量——野心也好,贪欲也罢,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民众的思维。

    募捐于民,听起来仿佛只是一件与从前有些不同,但也说不上天翻地覆的小事,但是在流珠看来,或许会起上一些微妙的作用,甚至,是为未来可能到来的海外文明的冲击奠定一定程度的基础。百姓为了国难掏钱,或许会有一种参与到了政治生活中的感受,他会觉得,自己与国家是一体的,而自己所以为尊的朝廷,其实也是要靠自己的。

    流珠也只是试上一试,并不敢有十成十的把握。而傅辛听后,竟果真有些动摇,径自思量了起来。

    及至八月下旬的这一日,棉衣已经赶制大半,而徐道正及崔坦正待在一起,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该如何让运送的车载动更多的衣物,而速度也并不因此而减慢。两个人想了许久,不住改着草图,流珠在旁看了一会儿,却是看得不甚明白。

    便是此时,仆侍来报,说是官家下旨,宋国子民应团结一心,抵御外敌。军费紧张,制作棉衣、研发武器都需大笔银两,官家以身作则,严命皇后、皇子、公主等都削减开支用度,节衣缩食,并在旨中对于官员、贵族等都做出了严格限制。而官家又另颁皇诏——

    其一,若有商户甘愿以相对低廉的银钱,为国家制作武器、棉衣等军需品,则封为皇商,此后做买卖将有许多便利之处,其二,便是募捐之令,不强求,亦不强定数额,甚至不必非捐银钱不可,但若有人捐的超出一定数额,朝廷将予以封赏。此外,傅辛从先前的土改之法,也彻彻底底地清楚了底下官员有如何贪婪,因而他也说明,若有人想借此机会,发一把国难财,一旦发现,直接处斩并抄家,此后三代不得为官。而颇有些微妙的是,募捐之事的负责之人,乃是勋国公,阮镰。

    傅辛的诏令,令得尚且还歌舞升平的汴京城,骤然进入了相当紧张的备战状态,一时间,流珠竟看尽了众生百态。有那放浪公子哥儿,得知国家危机,战事不利后,捐尽大半家产,还自愿奔赴战场的,也有那富贵至极的商户,却一份银子也不肯掏,反倒因此还忧虑起来,琢磨着向南迁居的。虽说傅辛之举,搅得一部分人心中惶惶,但无论如何,募捐得来的军费仍是不断增多,可见民间百姓,对于这个国家,还是有荣辱与共之心的。

    那惶惶之辈中,便有徐家大伯哥,徐道协。他想着这汴京城离北面也不算远,又听得如今蛮子接连攻下数城,势不可挡,且见官家都跟百姓卖可怜了,不由得暗中盘算起来,想要回南边老家避一避难。这一年过去了,就算老家当年被洪水淹了,但如今也该早就退下去了才对不是?

    他找上徐道正,非要管他要银子,说自己是要去回家看管祖坟的,他和阮流珠这两房,必须要给银钱。徐道正见他有意离开,实在是巴不得,跟送瘟神一般送走了这徐道协。徐道协拿了银钱,乘着马车,本打算一路南下,可谁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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